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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女性有共同特质

[时间:2019-10-30 19:45来源:未知作者:admin浏览:]

  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汇聚在一起,就是中国梦。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新时代的女性承担着重任。事业上,她们追求卓越;家庭里,她们营造和谐;社会中,她们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她们内心自信,她们目光坚定,她们风采照人,她们创造着令人尊敬的价值,也闪耀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强大的女性有怎样的共同特质?拼搏,认真……还有一点:敢于做梦。梦想成为她们人生的动力,事业的推力,社会角色的助力。

  9月19日下午,由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和新民周刊社联合主办的书香女性讲坛“我的初心我的梦”——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女神的足迹》新书发布会,在交通大学文治堂拉开帷幕。上海报业集团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朱国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翁文磊出席本次讲坛。作为市妇联和新民周刊社的品牌活动,已经举办到第六届的讲坛,一如既往地关注女性成长,请到了著名演员王琳,国家一级演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史依弘,国家一级演员、上海越剧院一团团长、著名花旦方亚芬,上海自行车击剑运动中心党总支书记陶璐娜,上海隧道公司高级工程师、中共十九大代表何小玲作为讲坛嘉宾,分享她们的初心与梦想,探讨梦想对于女性成长的独特价值。

  “假如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的女性,我想这个字大家很容易想到,就是一个‘嗲’。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想‘嗲’字能够更好体现男同胞对于女同胞的崇敬和敬仰之情。”朱国顺在发言中用一个“嗲”字来概括上海女性的特征,“女性讲坛连续六年以不同的主题来共同探讨女性在上海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讲坛五位嘉宾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时代风采,正好契合女性讲坛的主题‘我的初心我的梦’——有梦想才有未来,有初心才能真正担当起我们的使命。”

  或许有人会认为,“嗲”是“作”的代名词,女人嗲一点,作一点,更有女性魅力。但其实在上海话中,这个“嗲”字不仅概括了女性的柔美风情,更有“赞”的意思。女性的魅力,不仅在于举手投足间的柔美风情,更在于她们为了梦想不断奋斗、在各自的领域创造出令人称道的价值。

  上海女性,历来是中国现代女性的象征,一直以独立、理性、时尚著称。从历史上看,上海是中国近代女学之风的发源地,也是我国第一代产业女工的诞生地,上海女性因为较高的经济参与和文化教育水平,在作家文人眼中素来是上海的城市形象、城市个性和名片。

  现代上海女性敢想、敢做、敢闯的精神从哪里来?翻阅《女神的足迹》一书,我们会找到答案:在书中精选的70处上海历史景点背后,到处都有上海“女神”的足迹留下。

  以党史为例,中共一大召开时,会址的房主就是一位女性;而中共二大会址也是平民女校旧址,是我党最早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女性也在这片热土上抛头颅、洒热血——“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就有三位是女性。革命年代的女性,不仅巾帼不让须眉,还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鉴湖女侠”秋瑾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主张男女平权,反对包办婚姻和缠足,呼吁妇女走向社会;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曾在上海领导妇女运动;而“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在上海开业任律师时,曾办理过营救邓中夏等中共地下党员的多起案件。

  再看圣玛利亚女校,将“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的凤凰作为学校标志,培养出来的女学生大都谙熟社交礼仪、通晓英文,富于文学艺术的修养。更名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之后,办学宗旨依然一脉相承,目标是培养“IACE 女孩”,IACE分别取自英文单词Independence(独立)、 Ability(能干)、Care(关爱)和Elegance(优雅)的第一个字母。

  现如今,上海的女科学家人数和比例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上海天文馆的65米射电望远镜由女院士叶叔华促成兴建;寻找“基因钥匙”的女科学家张永莲,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矢志不移的昆虫学家尹文英,通过十年努力,撼动了国际上被视为经典的屠格森分类体系……

  “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我们会发现中国梦一点也不抽象,它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上海女性的聪慧和坚韧,被这一幅幅图片、一行行文字、一件件实物、一段段讲述忠实记录下来,沿着先辈的足迹一路前行,更能体味到什么是来之不易。”市妇联副主席翁文磊告诉《新民周刊》,“上海历来得风气之先,上世纪初,穿着蓝布旗袍走在街头的上海女学生,代表着当时上海女性的新形象,海派文化时髦洋气的背后是挣脱桎梏的努力,从狭隘走向宽容、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守旧走向创新。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也从未遗失婉约灵秀的江南品格,守时敬业、耕读传家,重规则、讲信用,江南文化中的一花一叶一针一线,都透露着上海女性对生活的仔细体认。曾经有位三八红旗手动情地说,她觉得与先辈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相比,自己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微不足道——其实我们和先辈一样,都是奔跑者、都是追梦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和使命,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一棒地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在讲坛上首位发言的方亚芬,是越剧袁派的最佳继承人、上海越剧一团团长,也是戏迷口中的“方女王”,创下许多个“第一”,自己却戏称是一个“很二”的人——不仅因为出生在2月,而且名字里的“亚”字也是第二的意思,父母希望能够永远宠爱这个小女孩,然而方亚芬对自己所从事的戏剧事业,却是“从无二心”。1987年她如愿从上海戏曲学校毕业,进入上海越剧团青年团,渐渐却发现:身边的人怎么越来越少了!许多同学改行了、出国了,但方亚芬想到的却是:“我当时从宁波出来是多么地不容易,在上海要比别人多一分努力,比别人多一分辛苦。”她耐住了清贫,耐住了寂寞,一直坚守着自己。“上海的女人美在哪里?我觉得是‘坚韧’。”方亚芬说,“女性有很多柔弱的地方,也有嗲的地方,还有美的地方,但上海女人的内心有一股韧劲。尽管家里面很艰苦,但在外面她绝对要有自己的主心骨。”

  和方亚芬一样有主心骨的女人,还有上海京剧院的梅派大青衣史依弘。当年进戏校的时候,文化考卷上有一道题:你为什么来学京剧?她毫不犹豫写了一句话:“为国争光”。回家后,和爸爸说起,爸爸却说不对,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从此,为国争光和为人民服务,都镌刻在了史依弘的艺术生涯里。七年武旦学徒,奠定了史依弘唱做俱佳、文武兼善的基础。她扮相俊美清丽,嗓音宽亮动听,做工细腻沉稳,台风端庄大方,举手投足都是大家风范,登上舞台之后,22岁就因新编戏《扈三娘与王英》得遍了梅花奖、白玉兰奖。多年后回想,史依弘觉得自己的初心没变,为国争光,为人民服务。2015年,她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今年,她创新演出的《新龙门客栈》好评如潮。在评论家眼中,这出女性主义色彩浓郁的京剧,打破了传统戏里“女性总被男性定义”的壁垒,京剧里还是第一次出现如此这般自己的命运自己说了算的女性,令人眼前一亮。

  与之相比,演员王琳的初心可能显得比较微观——17岁第一次被老师推荐去给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担任群演,王琳在连续三天不停的奔跑中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懵懂的“跑龙套”。当时的她,还谈不上远大抱负,心中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当演员酬劳可观,可以帮补家里了。作为1970年代出生的孩子,少时家庭条件普遍都不宽裕。王琳开始尝试接拍一些小角色,慢慢地,对表演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自信,也萌发了要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念头。从进入上戏开始,她的初心从帮助家庭,转变成了塑造一个又一个成功的角色。“我感到惊喜,因为表演给了我特别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我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悲欢离合,从此我的生活也变得非常丰富多彩。”

  与舞台上的女神相比,何小玲的“舞台”没有那么熠熠生辉,反而常常是黑魆魆的一片——作为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地基公司维保事业部经理,她肩负着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和地铁隧道营运安全的重任。作为团队中唯一的女性,20多年来,她坚持每晚在地铁停运后,带领团队行走在上海4条线天,天天如此。一个从事科研的女孩子,大学毕业,为什么会选择如此艰苦的工作?何小玲的初心很简单也很实用:“我最早进入单位搞科研,因为科研材料会用在施工工地上,我觉得材料假如没有实用价值,研发出来也没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我从搞科研、坐办公室开始,走到了工地上。”如今的何小玲,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心血管疾病”整治的专家,穿行于城市地下的一条条动脉血管——隧道,为地铁隧道做“外科手术”,解决地铁区间隧道的结构“顽疾”,确保地铁运营安全。“哪怕个人的力量有限,我也愿做那负重前行之人。”何小玲说,“宜居的城市,必须是安全的。安全感是获得感、幸福感的底线。我始终心甘情愿一辈子做一名‘地下工作者’,做一名城市地铁隧道的‘专科医生’!”

  如果你认为女神只有“高光时刻”,没有失败挫折,那就错了。著名体育运动员、2000年悉尼奥运射击冠军陶璐娜就在讲坛上大方分享了自己的“失败”故事——1999年,作为中国女子射击队运动员,资格赛第一、志在必得的陶璐娜却意外只获得世界杯射击比赛女子气手枪亚军。因为想得太多,因为一只小鸟的意外干扰,她在自己最擅长的项目上栽了一个大跟头。“每一枪都需要全神贯注地去完成,想得太多,反而会失去太多。”回首往事,女神在意的不是金牌的得失,而是自己的初心、自己的体育精神,有没有被情绪和意外干扰。“体育带给我的真正收获,不是金牌,而是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决心。”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女神站到台前,用她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成功的女性并不是一路坦途,而是一路沟沟坎坎,却又一路披荆斩棘,凭的就是一腔初心,一个不肯放弃的梦想。

  去年,市妇联积极筹办了“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建功新时代讲师团”,汇集来自各行各业的三八红旗手代表,走进高校、部队、工厂、企业、农村,讲述三八红旗手的奋斗拼搏历程,讲述她们在各自岗位上不忘初心、坚守信念、兢兢业业、勇于奉献的巾帼故事。她们之中,有奋战一线的服务明星,有新媒体中的领军人物,有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的排头兵,也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涌现出来的企业家……此举与女性讲坛的嘉宾演讲一样,旨在以楷模精神引领广大新时代女性,共同担当新时代的新使命。

  回望新中国成立70年,我们会发现,不仅是舞台上的女神、奖台上的三八红旗手,还有更多普普通通的女性,同样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翁文磊向记者介绍,去年市妇联全面梳理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性别发展的统计数据、抽样调查指标,通过对量化指标进行纵向横向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物质层面上,女性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平等受益。政策层面上,早在1985年上海就在全国率先制定了《上海市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90年代之后,上海市政府又先后制定修改了《上海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等一系列保护妇女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有力地推动了本地妇女权益的进程。从组织制度环境来看,1986年市妇联就创办了妇女干部学校,为培养妇女干部和人才、促进女性就业和技能培训、服务妇女儿童心理等提供了实施平台。

  70年来,在维护妇女权益、推进性别平等的道路上,上海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经济保障、法规政策和组织体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和突破,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每个时代,每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市妇联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上山下乡青年回城,帮助她们在城市重新就业、创办众多托儿所来缓解新一波生育潮,成为当年妇联的重要课题。90年代,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帮助下岗女工再就业,又成为时代新课题,我们熟悉的“空嫂”“房嫂”,就是当年妇联努力引导女性社会角色转型的结果。而随着上海女性的创业活动率从2011年的6.8%上升到2017年的11.2%,市妇联又开始在优化营商环境、创业环境上动起了脑筋,帮助女性进一步成功创业。

  许多人觉得,妇联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维权”,随着妇女地位的上升,在上海这样以尊重女性闻名的国际大都市,男女平等似乎早就不是问题,在一般人看来妇联的作用似乎不那么明显了。但在翁文磊看来,妇联的工作绝非越做越少,而是越做就会发现越多需要做的事情。

  “从前看不到问题,并不是因为问题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还不具备成熟的性别意识。如今,随着性别意识的觉醒,很多以前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成了问题。”翁文磊告诉记者,“为什么之前俞敏洪说‘女性强则国家强,国家衰弱是因为母亲衰弱了’会引起舆论反感?因为他是从男性视角来看女性,貌似是赞美,实际上却将沉重的负担强加到了女性身上,‘女性强则国家强,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这种逻辑让女性成了背锅的——而事实上,男性和女性本应共同承担家国责任,也应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

  性别意识越是觉醒,越会意识到许多不平等与不合理之处。比如一句简单的“女司机”,常常就包含着对于女性驾驶能力的污名化。又比如从前常常听到的“女强人”,为什么没有人说“男强人”?在强人前面加一个性别词,本身隐藏着“女性往往不强”的暗示。

  问题越来越多,媒体从性别视角来讨论热点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在翁文磊看来,自己“乐见其成”,因为问题就代表着觉醒,觉醒背后,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女性才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为社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联合国曾经提出一个‘性别红利’的概念,呼吁为了国家要充分挖掘女性的能量,因为女性几乎占到人口比例的50%。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忽略了50%人口的力量,那结果将会是令人遗憾的。”

  数据显示,上海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1982年,6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高达25.9%,到2016年只占5.3%。1982年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只占2.2%,到2016年已高达29.5%。2018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51.78万人,其中女性27.12万人,占52.4%;在校硕士14.25万人,其中女性7.64万人,占53.6%;在校博士3.45万人,其中女性1.40万人,占40.7%。

  伴随着学历的增高,女性的职业层次也在不断提升。在1982年到2015年间,从事各类负责人职业的女性比例从1.2%增至3.9%,从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的女性比例从10.4%增至22.4%,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增长幅度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职业生涯和事业发展就此一马平川。另一组数据显示,上海市的劳动参与率(参与劳动力市场或积极寻找工作人口在15岁及以上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在下降,而女性下降幅度更大——到2010年,上海16岁及以上的女性中,只有54.2%在工作或寻找工作,比1982年的71.6%减少了将近20个百分点——从现实情况来看,女性尽管职业层次有了较大提升,但“职业性别隔离”和“职业生涯中断”,依然是女性事业发展路上的两大阻碍。

  隔离也好,中断也罢,最大的原因莫过于:女性需要更多地照料家庭,因此或主动或被动地影响了职业生涯。70年来,女性在经济、教育中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未显著改善其家务劳动的分担。家庭中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虽然有所变化,但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第二期和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显示,两性在家务劳动时间上仍存在差距——2000年,城镇女性和男性每日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分别为172 分钟和73分钟,女性是男性的2.4倍。2010 年,城镇女性和男性每日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分别为102分钟和43分钟,虽然男女从事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减少,但女性仍然是男性的2.4倍。

  “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娇宠的女孩子忽然变成了为孩子和家庭牺牲大部分自由时间的母亲角色,许多20出头的女性难免因此感到挫败。”翁文磊表示,“当孩子的爸爸都还需要自己妈妈照顾的时候,女性已经承担起了照顾孩子和家庭的重任。这时候就特别需要社会支持系统,帮助女性平衡生活,找回自我。如若不然,就会迫使部分年轻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生育和照料孩子已经成为35岁及以下青年已婚女性中断职业生涯最主要的原因。”

  随着全面二孩时代的来临,这种情况想必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女性所面临的家庭压力进一步增大,这不仅影响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价值定位,也影响女性自我的价值定位和选择,这是未来上海女性发展道路上的最大挑战。而在市场“推”和家庭“拉”的合力下,传统性别分工观念亦有所回潮,调查显示,愿意“回家”的女性增多,与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形成鲜明的反差,成为影响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贯彻落实的最大挑战。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在翁文磊看来,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出台更多的有利于家庭发展的公共政策,莫过于让男女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男主外女主内,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但是多位著名的认知心理学专家曾经非常肯定地告诉我:男女在认知心理学层面没有任何不同,也就是说,从大脑和智识结构而言,男性能胜任的事情,女性一样能胜任;反过来说,女性如果可以照顾好家庭,男性也同样可以。女性之所以更多承担照顾家庭的重任,不是因为她们更加擅长,而是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刻板印象造成了这种固化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

  打破刻板印象,上海男性第一个做得到。不仅因为上海历来有尊重女性的传统,也因为随着社会压力的日益增大,不少男性也开始乐于回归家庭,寻找一块能够安放心灵的净土。“男性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觉得支持夫人工作、做一个家庭‘主夫’是一件丢脸的事情,相反,这是一件好事。最近,周杰伦的新MV内容被吐槽,也是因为其中‘女孩子靠卖奶茶存钱给男朋友买单反’的故事,是站在男性视角去看女性,不再符合大多数新时代女性的价值观,因此引起舆论调侃。经济独立人格也独立的年轻一代女性,不愿意再处于男性视角被观察和赞美,更不愿意牺牲自我一味奉献。”在翁文磊看来,生育这件事,不仅是小家庭的选择,其实也是女性在承担“少子化时代”的社会责任,“既然她们承担了责任,就应该得到相应的价值认同,更应该从公共政策上去保障妇女对于社会的贡献,而不是靠口头的赞美。育儿的女性同样需要个人的成长,需要对事业追求的权利,所以我们鼓励男性回归家庭,从女性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无论对于家庭还是国家而言,都是一种共赢”。

  据悉,市妇联在最近几年的提案议案中都曾提出与女性个人发展相应的建议——2017年提出了“在全面两孩背景下建立公共托育政策体系”“推进社区幼儿托管服务”“推进本市重点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2018年提出了“将配偶陪护假延长至15天”“建立‘四位一体’托育服务支持体系”“建立多元社会支持系统,缓解生育对女性职业家庭平衡发展消极影响”。2019年还提出了“推动普惠性托育机构健康发展”“优化配置本市社区儿童活动场所”等多项实用性强的建议。对于二孩家庭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方式,市妇联的12338维权服务热线也能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市妇联希望,通过公共政策的扶助,通过男性回归家庭的努力,通过专业的咨询指导,女性未来可以不再过多扮演为家庭牺牲的角色,更不要因为无可奈何当了全职妈妈而影响自己的婚姻品质,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初心和梦想,为个人谋划长远的发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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